昆明市森林防火规定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昆明市森林防火规定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9月27日昆明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7年1月14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规定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火灾预防和扑救。
第三条 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是每个公民、机关、团体、部队和单位应尽的义务。
第四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市、县（含区和市，下同）、乡（含镇，下同）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的主管部门，公安消防部门应当协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林地、林木所有者和经营者，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权属范围内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驻林区的机关、团体、部队和单位，由当地县、乡人民政府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明确责任人，协助做好本责任区内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
第五条 市、县、乡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检查、监督、落实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工作。市、县森林防火指挥部下设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负责森林防火日常工作；乡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由乡林业工作站负责。
市、县、乡森林防火指挥部除履行《森林防火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各项职责外，还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本规定和有关法规的实施；
（二）检查、监督本地区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森林防火工作；
（三）制定本地区森林防火预案和森林防火设施建设规划以及年度经费计划，并组织实施；
（四）决定本地区森林防火的重大事项。
第六条 林区、林缘地带的办事处、村(社)和有林单位应当建立基层森林防火组织，负责本地区和单位范围以内的森林防火工作。在行政区交界的林区，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指定牵头单位，建立森林防火联防组织，确定联防区域，制定联防制度和措施，检查、监督联防区域的森林防火工
作。
第七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森林消防队伍。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水源林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旅游区应当根据需要建立季节性森林消防队伍。
有林乡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季节性森林消防队伍。
第八条 有林单位应当按照每百公顷林地面积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护林员，林地面积不足百公顷的可根据实际需要配备。护林员由县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委任。其职责是：进行防火安全宣传，巡山护林，管理野外用火，检查防火安全措施的落实，及时报告火情，参与组织当地群众扑救
，协助查处森林火灾案件。
护林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和持有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制作的标志和证件。
第九条 市、县、乡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火灾发生规律，进行火险等级区划，划定重点防火区，实行分类管理。重点防火区必须设立固定标志，明确四至界线。
第十条 市、县、乡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有计划地进行下列森林防火设施建设：
（一）合理布建潦望台（哨）；
（二）建立火灾预测预报网络；
（三）建立通讯网络，配备交通工具、防火器械；
（四）开设防火隔离带或营造防火林带；
（五）设立固定的防火宣传标志。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森林防火设施、防火林带的建设纳入造林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第十一条 市气象部门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联合建立森林火险监测和预报站，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介，及时发布森林火险天气预报和高火险天气警报。
在重点防火区域根据实际需要实施人工降雨措施，降低林区火险等级。
第十二条 城乡各部门、单位和组织应当做好本系统、本单位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并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义务宣传教育，增强全民防火意识。
第十三条 森林火灾的扑救，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专群结合的原则，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组织和指挥。同时将火情和扑救情况按规定逐级上报市森林防火指挥部。
第十四条 森林防火经费由市、县、乡人民政府分别列入年度地方财政预算。林业、水利、园林部门和森林旅游单位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专项经费，用于本系统、本单位范围内的森林防火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林地、林木所有者和经营者应有相应的防火装备和基础设施。
第十五条 森林消防车辆按有关部门的规定配置。森林消防指挥和运输车辆须装置森林消防标志和警报设备。森林消防专用车辆按有关规定向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免征养路费和购置附加费。
第十六条 每年十二月一日起至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为全市森林防火期。三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为森林防火戒严期。
第十七条 森林防火期内，林区和林缘地带禁止下列活动：
（一）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火取暖、乱丢火种；
（二）上坟烧香、烧纸等祭祀用火；
（三）火把照明、狩猎、烧蜂、烧山驱兽、燃放鞭炮；
（四）实弹演习，爆破作业；
（五）其他野外用火活动。
第十八条 森林防火期内，在林区和林缘地带确需野外用火的，须经审查批准，领取用火许可证，交纳防火保证金后方可用火。
炼山造林、实弹演习、勘探、爆破和计划烧除用火的，由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审批，并报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备案；筑路、开矿、商业、旅游等需要用火的，由当地县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审批；其他农事用火，由当地乡森林防火指挥部审批。
第十九条 经批准野外用火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森林火险等级在三级以下；
（二）有专人负责，事先开好防火隔离带；
（三）组织好扑火人员，准备好灭火工具；
（四）用火时必须有专人看守，用火后必须彻底熄灭；
（五）炼山造林和计划烧除的，在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第二十条 森林防火期内，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应当在林区的主要路口设立森林防火检查站（哨），对林区内和进入重点防火区的一切车辆和人员进行防火检查，查处违反用火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林区和林缘地带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对冬至、春节、清明等节日和民俗活动期间的野外用火，由市（县）人民政府作出特别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事迹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给予表彰、奖励：
（一）连续三年以以上未发生森林火灾的县和连续五年以上未发生森林火灾的乡和有林单位；
（二）在扑救森林火灾中有突出贡献的；
（三）发生森林火灾及时报告，并尽力扑救，避免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在查处森林火灾案件中做出贡献的；
（五）连续十年或累计十五年专职从事森林防火工作有成绩的；
（六）在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七）完成森林防火责任目标成绩突出的；
（八）在森林防火科学研究中有发明创造的。
第二十三条 凡雇请人员进入林区作业的，雇主应当对其加强管理，采取防火措施，防止发生森林火灾。雇主未尽到责任，雇员用火引起森林火灾的，雇主应负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森林防火期内，对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应当严加看管和教育，上列人员进入林区用火引起森林火灾的，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市、县、乡人民政府以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责任人，由于工作失职致使本行政区域内当年发生重大森林火灾的，由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依法追究领导责任。
森林防火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造成重大火灾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尚未引起森林火灾的，对当事人处以十元至五十元的罚款。引起森林火灾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令当事人限期更新造林、赔偿损失，并处五十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违反森林防火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应当处以拘留的，由公安机关决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不服从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指挥，影响扑火救灾的；有森林火灾隐患，在森林防火指挥部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通知的限期内不加消除的，对主要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如造成危害和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给予处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依法委托单位决定。烧毁林木和幼林的损失，由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二十九条 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本规定，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可当场决定。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依法提起诉讼。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昆明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月14日
法治现代化，离我们有多远
(作者：蔡鸿铭，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362600)
摘要：改革开放20年来，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的确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提出，法制的基本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中国已经迈向一个法治的新世纪。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局面，然而面对这个局面，许多人也许要追问“为什么在这之前中国没能走上法治之路”“实现依法治国以及法治的现代化，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之类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说明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依法治国。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法治现代化
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法学界一个众所关注的热门话题，然而对于何谓“法治”，理解与诠释却并不完全一致。通行的看法是，法治是“人治”的对立物，与专制格格不入，因此，被专制主义笼罩着的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时期不存在真正的法治；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治”与“法制”体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法制”是存在于一切社会的“文化”形态，而“法治”则具有现代“文明”的属性。（1）
在西方，论及法治概念，常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著名的《政治学》中提出了法治观点：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是制订良好的法律。它的法治理论倡导了一种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的神圣权威的社会观念，形成了支配西方长达二千多年的资产阶级法治传统。近现代以来，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时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论及法治思想。但法治含义的系统提出和诠释却始于19世纪后期。这就是法学界所熟知的英国戴赛的法治三原则：“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的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2）晚清以来，西风东渐，中国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法律学家们开始在法律形式上，结合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精神背景和现实要求演绎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观念，然而，对法律权威的推崇始终没有成为国家与国民最为信守的理念。
法治字面含义是“法的统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人们应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统治”，但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取其狭义，即“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3）法治的优点在于限制或防止专断独裁，有助于稳定社会关系，增强人们对自己行为和活动的预见能力；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即禁止某些干预个人自由的行为；有助于维护个人尊严。（4）关于法治的优点，亚里士多德作了精辟的总结：第一，法律是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优于少数人的意志；第二，法治具有公正性，人治易于偏私；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第四，法律排斥专断与特权。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法治的经验。但是，在整个古代，中国实行的法治在精神与意旨上与现代法治大异其趣。古代法治以专制而非民主为基础，以等级特权而非主体平等为前提，以义务性压制型法而非权利性救济型法为主要导向，以统治者的意志而非民众的理性为依归。以严刑峻法为特征的法治在秦朝发挥到了极致。它让后人联想到的是惩罚、镇压与恐怖。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法家主张的法制，但法家所主张的法治与古希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有着根本区别。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出现了“以法治国”的主张，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将之称为“法治”。有的著作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法家所提出的治国理论不成其为“法治”，因为它只涉及法的“功能”而非法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人治主义”的。（5）确实，先秦法家所谓的“以法治国”维护君主专制并十分注重法的工具作用，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法家的理论就会发现，它实在是一套以“法”为中心的非常体系化的学说。比如《管子》一再讲“道法”，曾说“先律制度必法道”（6），认为法律必须依据、体现某种基本精神；主张“令尊于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7），并没有把君主完全排斥在法的约束之外；又如商鞅将“法”、“信”、“权”作为治国三要素，他首先强调“法者，君臣所共操”，然后才说“权者，君主所独制”，就是为了突出“不以私害法”（8）的原则。所以，仅就理论层面而言，如果断言法家学者完全不讲法的价值，恐怕也不尽然。当然，法家的“法治”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的法制，然而，如果一般的讲“法治”，似乎不一定必须设定某一时期或某种制度的前提。一方面，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法治也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承认古代的法治论，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利于理解和阐释现代法治的精神。另一方面，即使是现代社会的法治，因为其所处环境和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有别，意义也不尽相同，即如我们讲“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有它们特定的内涵。有的学者讲“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9），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近代以来，在抵御列强、富国强兵的救亡图存抗争中，在独尊器物技艺的洋务运动受挫之后，当一些有识之士将“变法”的焦点转至改制时，建构现代法治曾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主题之一，许多志士仁人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大胆尝试。先是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后是以引进西方法治为特色的法治建构。然而，由于外患内乱，兵连祸结，法治命运多舛，几起几落，时续时断，未能取得稳定发展和长足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为法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但是，由于受到历史上长期人治传统的潜在影响，以及前苏联将法律政治化倾向的影响，法治并未被放在应有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后至文革结束前，刚刚起步的法治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遂付诸东流。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年月，法治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人们从人治的梦魇中醒悟过来，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或半封闭转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依赖人治转向倚重法治。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法治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历史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大致有如下特点：第一，法家主张的法治基本是工具性的，即统治者用法律来治理被统治者，法律的意志性完全排斥了社会规范的共识和内聚力；第二，法律完全成为公共性质的，即由政府制定，社会规范体系成为等级结构；第三，法律完全由政府垄断，其他任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团体均无权与其他规则分庭抗礼；第四，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自治性，政策和法律之间从来没有明确的区分，行政与司法也是如此。这个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自然进化为法治社会，也决定了20世纪中国法治之路的艰难曲折。
所以，在近代以前，中国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更没有以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为精髓的“良法”，有的只是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它为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的建立、吏治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代法律改革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宗法礼教法制观已被动摇，新兴的自由、权利、平等的法治原则已展现在国人面前。
分析完中西方法治观念的历程，再回头来看文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便不难回答了。
参考文献
（１） 尹伊君：《文明进程中的法治与现代化》，《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６期，P3-16.
（２） Dicey A V.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26，P183-201.
（３）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12.
（４）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20.
（５）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P93-96。
（６） 《管子·任法》
（７） 《管子·任法》
（８） 《商君书·修权》
（９） 张晋藩：《论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法律史论丛》（第四辑），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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