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债权的顺序/优先权/担保物权/破产费用/共益债权/后顺位债权
内容提要: 在一般破产债权中，税收债权从其不可调节的属性看应予特殊保护，但从企业破产财团有限、破产税收征收成本过高等角度出发，未来将其降为普通破产债权中的一般债权亦不乏依据；侵权债权在企业破产法上并无特殊保护的必要；未来可考虑以社会保障替代劳动债权的破产保护。在后顺位破产债权中，《破产法》第 46 条应作目的性限缩解释，以保护普通债权在破产程序期间的利息；应明确将惩罚性赔偿、行政罚款、刑事罚金降为后顺位债权；应在破产法中确立股东债权的劣后清偿规则。总之，破产法上在确定债权顺序规则时，一方面不应违背一般经济规律，迫使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地放弃交易；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破产顺序规则实际效果的局限性：企业破产时，破产财产价值通常很有限，而若财产总额不足，规定任何复杂的清偿顺序客观上都无实益。
虽然 “债权平等原则”[1]是破产法的核心原则之一，但正如下文将详细论述的，形式意义上的、绝对的债权平等并不存在。综合 《破产法》和其他法律[2]的有关规定，债权清偿的基本顺序与主要依据可以作如下总结：顺位一为债权实现的费用，如抵押物拍卖的费用和破产费用，这是任何其他债权得以实现的必要支出；顺位二为留置物、抵押物上的共益债权及其他优先权；顺位三为留置、抵押等各类法定或约定的担保物权；顺位四为破产财团的共益债权；顺序五为一般破产债权；顺序六为后顺位破产债权。[3]其中后两类债权的顺序问题在破产程序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一般破产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内部顺序
在破产法上，位列破产财团共益债权后的其他债权为一般破产债权。对此类债权的内部顺序，《破产法》第 113 条做了规定。关于该条规定的理解、适用及未来的可能修正，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本文有如下三点补充思考。
（一）税收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应降为普通债权
在一般债权中，税收债权后于劳动债权而优于普通债权受偿 （《破产法》第 113 条）。至于其与担保物权之关系，则比较复杂。鉴于担保物权的实现不受破产法辖制而在破产程序之外进行，而税收债权受偿的财产基础仅以破产财团为限，因此逻辑上担保物权应先于税收债权。但《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45 条第 1 款规定：“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据此，税收债权和担保物权先后顺序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确定。对于该规定，有学者认为其过于偏重税收，会对担保物权带来 “致命”影响。因为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税收债权的发生不需要登记，欠税公告也是选择性的 （不包括滞纳金和罚款），因此在担保物权设定时，债权人很难确切知晓纳税人存在多少欠税。“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接受担保风险极大。”[4]另外，按照现行法，若税收优先于后设定的担保物权，同时劳动债权优先于税收，难道劳动债权将优先于在欠缴税款后发生的担保物权？
从立法趋势上看，一百多年前各国在制定破产法时，虽大多规定税收债权具有优先受偿地位，但这一情形随着时间的发展已有重大变化，目前各国多数将其规定为普通债权。其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国家的福利国家属性都有所加强，使企业的税负急剧增加 （以德国为例，普鲁士时代所得税税率仅为 4% －6%，交易税也远远低于当代的水平[5]），若仍让其享有优先受偿地位，将极大地降低其他一般债权的受偿比例，甚至让普通债权人得不到任何清偿。其二，破产实践中，破产财团的价值往往很有限，对于作为债权人的税收机关而言，参加破产程序的成本和收益常不相称，因而即使法律规定其有优先受偿权，税收机关也常基于税收成本的考虑而选择不作为。如德国修订破产法前的统计显示，税收机关仅在 2% 的破产案件中派员参加破产程序。[6]其三，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从破产企业获得的税收在财政收入中仅占极小的比例，将这项优先地位放弃也不会对国家收入产生过大影响。[7]在该趋势下，再过多地强调税收债权的优先地位已不合时宜。
当然，在确定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的顺序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考虑以下问题：其一，税收是用以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税收所得主要用于公共品的开发与建设，因此税收债权的确具有公共利益属性，规定其优先受偿具有一定正当性；其二，税收是典型的 “无调节能力”[8]债权，若和普通债权一样受偿，则债务人可在税收债权发生之后、企业仍有足以清偿债务的财产之时，通过设定担保等方式逃避此项债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法律甚至赋予某些税收债权人以类似留置权的法律工具以确保其权利之实现 （如 《海关法》第 60 条）。不过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还应从防止逃漏税的角度着眼，将税收债权的顺序提前到担保物权之前是简单乃至武断的选择。综上，未来在强化对逃漏税款的监督的基础上，应参考、顺应各国立法的发展趋势，及时废止《税收征管法》第 45 条第 1 款。
（二）侵权债权不应享有优先受偿地位
侵权债权的顺序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一是侵权之债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关系，二是侵权之债与其他民事债权的关系。关于前者，《侵权责任法》第 4 条以及数量众多的实体法[9 ]都确立了个人财产优先用于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则。实际上，从破产法的角度看，这一问题还可以以更简便的立法技术解决。例如德国 《破产法》第 39 条第 1 款第 3 项规定，刑事罚金与行政罚款债权及相应利息属后顺位债权，应后于普通债权受偿。若我国在破产法中借鉴此类规定 （民事优先于行政与刑事责任），则 《侵权责任法》（第 4 条）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便可被更有效地整合和替代，另外也能更清晰地表明，不仅侵权债权，而且合同债权也优先于罚金或行政罚款债权。确立民事责任优先的原则有以下几项原因。第一，国家承受财产损失的能力远大于个人，当责任主体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刑事责任时，民事责任优先是弱者保护及社会化观念的体现。第二，民事责任优先可以减少当事人交易前在核查交易对方是否存在违法或犯罪行为上的投入，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第三，民事责任主要目的在于补偿，而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虽然以财产为媒介，但主要目的在于惩罚和威慑。前者指向债权人个人的权利，后者则着眼于社会安定和一般公众的利益，前者更为直接和迫切。第四，民事责任优先虽然可能造成罚款、罚金等制裁难以实施，但不影响通过对责任人施加人身制裁，达到惩罚行为人、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第二层次的问题是侵权之债与其他民事债权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其他论文中曾有所提及。[10]对于法律应否优先保护侵权债权人 （至少是人身侵权受害人），笔者持保留态度。[11]第一，必须要考虑到，债务人——或者确切说是债务人的股东——想从无调节能力的债权人处受益，只能设法通过破产 “逃债”的办法进行，因为如果债务人不破产，并不能免掉偿债责任。但在失去自己的企业与破产免债之间进行权衡时，通常投入大量个人心血的股东并不会轻易地选择后者。第二，债务人欲损害无调节能力债权人的利益，只能通过与有调节能力的债权人——主要是担保债权人——合谋进行。但对担保债权人而言，其在现行法下并不能无折扣、无迟延地实现其担保权，如美国与德国破产法中的诸多限制。[12]这让潜在担保债权人很难参与合谋，进而债务人损害无调节能力债权人利益的可行性极大降低。第三，从实证研究上看，债务人通过破产有意损害侵权债权人的情形是极少见的，即便将债务人的主观因素排除，侵权受害人因公司债务人破产而比合同债权人受更多损害的情形也是不多见的。第四，即使论证所有侵权债权享有超级优先权一定程度上能成立的话，试图论证人身侵权受害人优先于担保债权人进而优先于财产侵权受害人也是很难的。毕竟财产也是人生存的基础，在价值上与身体、生命没有本质差异。如肖像、名誉等人格权受损害与作为必要生存条件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受损害相比，哪一个更具有保护的必要事实上很难确定。第五，不考虑请求权竞合的情况，很多合同债权的标的，如劳动合同、供货合同、部分保险合同等都可能牵涉权利人的重大利益，其重要性不但强于一般财产侵权的受害人，甚至也强于人身侵权之受害人。第六，现行法上基于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质，有时会对侵权债权乃至人身债权加以特别保护 （如 《海商法》第 22 条第 1 款第 2 项与第 5 项），但也主要着眼于物件本身的危险性和物件的价值而将责任的实现直接指向物件 （实际上是由物件所有人承担以物件价值为限的有限责任）。[13]相比而言，企业并不一般性地具有侵权的危险性，对其一般性地规定侵权债权优先缺乏充分理由。[14]
（三）破产中的劳动者保护制度应进一步完善
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应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劳动法等综合完成，破产法只是其中一环，并不适合做最终解决方案。现行破产法规定了劳动债权的优先受偿顺序，不应影响其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此，德国破产劳动法的改革思路或可供参照。德国在 1999 年的新破产法中，取消了1877 年原破产法中劳动债权的优先权。这主要是因为其他法律制度能够更好的保护劳动债权，原 《破产法》第 60 条所规定的劳动债权优先权已形同虚设。类似地，在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目前的破产法中，劳动债权也仅被作为普通债权来看待。当然，这并不表明这些国家不重视职工的权利。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前，这些国家的破产制度大多把劳动债权放在优先受偿的位置上 （如德国 1877 年 《破产法》第 60 条）。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破产浪潮中，职工的权利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企业破产财团常常不足清偿破产费用，劳动债权更是无从保护）。为此，这些国家先后采纳了新的保护劳动债权的模式：成立由雇主、职工与政府共同出资的 （或这三方中的某一方或两方出资）、具有担保或保险性质的机构，该机构负责支付职工因破产而未获清偿的劳动债权 （如德国法上的相关规定：§ § 183 － 189a SGB III）。这项模式很成功，以至于1980 年欧盟以这些国家的做法为蓝本制定了 80 /987 法令，要求各成员国采取类似的措施，从而将其在整个欧盟推广开来。[15]当然，这些国家乃至欧盟的法令对劳动债权的保护都有所限制，比如根据该法令，该机构只对破产前 13 周内的未付债权承担责任。但从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上看，鉴于上述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职工失业后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领取失业保险，如果在此期间内未找到工作，还可以再领相当一段时间的社会保险，因此，综合起来，这些制度对职工利益的保护比仅提升其破产清偿顺位更为有效，值得我国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参考。
二、后顺位破产债权的内部顺序
后顺位破产债权人，指在包括普通债权人在内的全体一般债权人获得全部清偿后，破产财团仍有剩余时才得以受偿的债权人。[16]在我国现行法律中，除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曾概括性地规定某几类债权 “不属于”破产债权外，并未规定后顺位破产债权的问题 （法释 ［2002］ 23 号第61 条）。在破产财团不足以清偿全部普通债权时，这虽然与将其列为后顺位债权具有相似效果，但毕竟排除了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的可能性，在企业清偿普通债权后仍有财产剩余的情况下（虽然为数不多，但并非绝对不存在），也排除了这类债权人受偿的可能性。以下就法律的解释与制度构建展开分析。
（一）债权在破产程序期间的利息应继续计算
《破产法》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注意，这里的“债权”应仅限于一般破产债权，担保债权应另行考虑[17]）。比较而言，在美国破产法上 （11USC § 506 条 b），无担保一般债权人的利息请求权并不消灭，只是受到相应限制 （如利率以法定而非约定利率为准，且受偿顺序排在罚款、罚金债权之后）；在德国破产法上，只有利息的受偿顺位受到限制 （第 39 条）。在我国证券公司或房地产公司等破产案件中，已经出现了破产财团的价值因市场波动而高于破产债权总额的情形，若不承认利息后顺位债权的法律地位，剩余价值将被分配给股东，从而过度改变非破产情况下各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在解释上对该部分利息作后顺位债权处理更为妥当。实际上，在仍然适用的法释 ［2002］ 23 号中 （第 61 条），破产宣告后的利息只是不属于破产债权，而不是完全不予保护。另外，从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破产法》规定第 46 条第 2 款的目的应是为了债权申报时债权数额确定，而不是从实体上消灭利息债权，因此即便使用了 “停止计息”的字样，也应解释为只具有确定破产债权数额的意义，而不应据此否定利息债权的实体存在。
（二）惩罚性赔偿应劣后受偿
在破产法外应充分保护惩罚性赔偿之债是毫无疑问的。[18]不过当债务人已开始破产程序时，问题便变得复杂——若赋予惩罚性债权以普通债权的清偿顺位，实际效果可能不是 “惩罚”了债务人而是其他普通债权人。因此有必要将其受偿顺位置于普通债权之后。美国 《破产法》便有此类规定：惩罚性赔偿之债的受偿顺位与罚款、罚金相同，排在破产程序期间普通债权依法定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前。[19]本文认为，在我国的制度设计中，从民事权益优先于行政权益的角度看，将惩罚性赔偿之债与罚款、罚金区别对待是必要的；从充分保护多数普通债权人利益的角度看，将前述利息之债置于惩罚性赔偿之前也是必要的。因此惩罚性赔偿之债应后于利息，先于罚款和罚金。
（三）罚金、行政罚款、滞纳金应劣后受偿
如前所述，我国多部法律都规定了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民事赔偿、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时，民事赔偿优先受偿的规则。一些特殊的法律如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45 条第 2 款规定：“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作为过渡时期的破产审判规则，法释 ［2002］23 号也曾规定，行政、司法机关对破产企业的罚款、罚金等不属于破产债权，但人民法院或者清算组也应当对当事人的申报进行登记 （第61 条）。实践中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行政收费滞纳金的性质问题。根据 《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32 条的规定，迟延缴纳税款的，“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此处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折换为年利率约为 18%，显然超过通常的银行利率，具有惩罚性。基于此，笔者认为，破产程序开始前的滞纳金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部分在性质上与罚款相同，应与罚款、罚金同顺位受偿。2012 年，最高法院在法释 ［2012］ 9 号规定破产受理前的此类滞纳金应与普通债权同样对待，虽仍未采纳本文所持观点，但也明确地降低了其清偿顺位。
（四）股东债权应衡平或自动居次
对很多经营而言，如果企业的经营资本仅仅达到法律上最低资本额的要求，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尽管如此，因为股东对企业的债务以其实际出资为限承担责任，投入过多的资本就意味将来在企业破产时要承担较多的风险，实践中大多数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都恰好等于法律规定的最低资本限额。[20]在这一背景下，解决企业运营资本不足的主要方式是债权融资。以债权人与企业的关系为标准，债权融资的来源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外部融资，如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另一种方式是内部融资，即股东向公司放贷 （严格说来，股东与公司分别拥有不同的人格，因此，股东同样处于公司之 “外”，但鉴于股东与银行等机构仍有所不同，故仍可称其为“内部融资”）。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不过是在多样化的公司融资形式中所作出的一种选择而已，从经济上看并无不宜。但股东享有有限责任的潜在要求是股东已经充分履行了出资的义务，而以借款替代出资义务进而享有普通债权人地位则多有不妥。为了限制股东的不当行为，各国目前的通常做法是：并不禁止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但在公司破产时，对这种借款的偿还进行适当限制 （包括股东向公司退还已获清偿的借款）。如美国法上的 “衡平居次原则”、德国法上的后顺位破产债权规则。
美国法上的 “衡平居次”原则规定，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权，若出于不当的目的而设定，无论有无担保，在公司破产时，可被要求次于公司的其他债权而受清偿，以保护从属公司的债权人。[21]在 “衡平居次”理论确定前，曾经有人提出过 “自动居次”理论，认为控制股东操纵子公司为自己牟利的危险太高，因此应强制规定一切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权都后于普通债权受偿。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样的安排过于简单化，后来主张这项理论的弗兰克法官自己也放弃了他的主张。[22]1978 年破产法在第 510 （c）条中明确规定了由判例法发展而来的 “衡平居次” 原则。[23]因此，如何为具体案件的审判确立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便成为法学研究和法官审判的焦点，如在 1986 年的一项判决中，法官曾列出 11 项考量因素。[24]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推进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推进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人口发〔2009〕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计生委，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计生委，解放军、武警部队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口计生委：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精神，进一步深化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促进实现人民群众享有均等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提高优质服务水平，现就推进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管理、宣传倡导、科技服务、信息综合、群众工作为一体的服务管理网络。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是这一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群众生殖健康、实施人口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应对非典型肺炎、冰冻雨雪灾害和抗震救灾等突发公共事件中做出了应有贡献，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个重要平台。
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人口计生部门的工作职责作出了新的调整并得到拓展，中央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相关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加快，人民群众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的需求日益提高并趋向多元。这些给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与新形势、新任务相比，部分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存在服务功能不够完善、服务特色不够鲜明、服务质量不够高等问题，制约了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通过管理机制的改革，推动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紧迫。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加快改革步伐，将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作为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机制，为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按照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稳定健全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进一步拓展服务内容、创新管理机制、提高队伍素质、加强质量监管、完善保障措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享有均等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二）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公益性质，强化政府在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和投入；坚持突出特色，以家庭为中心，以育龄群众为重点，积极开展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坚持因地制宜，在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鼓励各地创造符合本地实际的多种形式的发展模式；坚持把握重点，创新和完善管理机制，顺应人民群众需求，依法开展服务，全面开展队伍职业化建设。
（三）总体目标：利用5到10年的时间，把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建设成为当地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的优质资源，成为群众接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的首选单位。
到2010年，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功能进一步健全完善，管理运行机制高效规范，队伍职业化建设体系初步形成。县乡服务站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不低于80%。每个县站至少有1名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3名以上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每个乡站有1名以上具有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有1名专兼职宣传教育人员，2/3的乡站至少有1名临床执业医师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到2015年，县乡服务机构发展能力逐步增强。形成一支结构合理、服务优良、精干高效、廉洁奉献的职业化队伍，普遍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适应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的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到2015年，县乡服务人员（除工勤人员外）应全部取得相应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
东部地区要率先实现上述目标。
三、稳定工作机构，坚持公益性质
（四）加强和完善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机构。在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确保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和队伍稳定。以实施国债建设项目为契机，加强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能力建设，着力打造以县级服务中心为龙头、乡级服务站为骨干、村级服务室为基础、流动服务车为纽带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健全行政部门、服务机构、自治组织、群众团体目标一致、上下联动、信息共享、高效运转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网络。
（五）突出公益服务特色。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要把满足群众需求、增进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公益性质，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坚持以人为本、优质服务的理念，贯彻“面向基层、深入乡村、服务上门、方便群众”的工作方针，坚持主动服务、跟踪服务、全程服务。要强化政府责任和财政投入，提供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的，不得收取服务费用；开展其他服务项目的，要依法取得相关资质许可。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服务体系建设、服务机制、服务内容、服务信息的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步伐。
四、拓展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
（六）增强公共服务功能。拓展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服务领域和内容，以育龄人群为重点，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首要任务，切实承担宣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发放、人员培训、信息咨询、优生指导、随访服务、生殖保健等八项职能。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以家庭为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婴幼儿早期启蒙教育、老年预防保健等综合服务，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需求。
（七）进一步提高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加强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装备水平。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开展全员人口信息管理，建立育龄人群生殖健康档案，完善电子医疗文书，提高服务信息化水平。加强对县乡服务机构设置、人员执业、应用技术、诊疗设备、药具产品、服务过程、文书档案等方面的执法检查和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机构设置标准、人员职业标准、资格认证上岗制度、服务标准规程、质量控制制度，建立规范的服务转诊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规范服务程序和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五、改革层级管理，明确职能分工
（八）规范县乡村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名称。县级人口计生服务机构的名称统一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乡级人口计生服务机构的名称统一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村级设立“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室”。
（九）充分发挥县级服务机构的带动作用。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是本辖区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中心，承担本辖区内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职能，包括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家庭保健服务，宣传教育培训，人口计生政策咨询，避孕药具发放，协助开展实有人口信息采集的指导、整合和统计事务，根据委托承担有关人口计生行政事务办理，对乡级提供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指导等工作。
（十）不断强化乡级服务机构的主体作用。乡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是基层服务体系的主体，同时承担着协助开展相关行政事务办理，实有人口个案信息和育龄人群计划生育信息的采集、更新和统计，流动人口信息通报与信息交换以及其他人口计生业务统计工作，对村级服务人员提供业务培训指导等职能。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合理规划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站建设，加强装备，配强人员，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在承担本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任务的同时，还应承担对邻近1至2个乡（镇）服务站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方便群众，提高服务水平。
（十一）进一步巩固村级服务室的网底作用。村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室是人口计生服务体系的网底，直接面对群众，组织提供宣传教育、政策咨询、药具发放、随访服务、实有人口个案信息和育龄人群计划生育信息采集、更新和统计等工作。
（十二）改革完善层级管理。在落实属地党委、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责任的基础上，明确县、乡、村三级职能，建立分级负责、协作配合、权责统一、运转有效的管理机制。积极探索村级服务人员实行“县聘乡管村用，业务由乡级具体指导”等做法。各地要大胆探索加强县乡两级服务机构协调配合、共同发展的管理模式：一是县乡共同管理乡级服务机构，县主管，乡协管；二是服务能力较强的县站可以办分站；三是乡镇中心站带动普通乡站共同发展。通过技术资源的纵向整合，实现城乡联动、连锁共赢，一体化发展。
六、加强能力建设，提供人财保障
（十三）加快职业化建设步伐。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畅通职称晋升与资格认定和执业注册的渠道，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评制度，探索建立人口计生系统技术人员相关专业职称序列和考核评审、职称晋升的有效机制，全面推进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特征、以家庭为中心、以育龄群众为主要对象的高素质职业化的人口计生网络队伍建设。力争用2－3年时间，建立并完善生殖健康咨询、家庭计划指导、计划生育医学、人口社工、人口信息等计划生育相关专业职称（职业、执业）序列。完善人员准入、考核奖惩、人事分配、在职培养和人员保障等相关制度，县乡服务机构新聘用人员原则上应具有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或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采取聘用、交流、合作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吸收和利用必要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专门研究机构的作用，为人口计生系统学历教育、在职培训、职业化建设提供支持。
（十四）建立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要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增加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投入，到2010年各级财政投入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达到人均30元。加大对困难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将县乡服务机构人员经费和免费基本服务项目经费等公共服务经费、发展建设经费纳入各级政府预算，全额安排。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岗位津贴制度，用制度激励人，以待遇留住人。
（十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在加强县乡及城市社区服务机构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高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的水平。按照便民、利民的原则，将涉及群众的人口计生事务的受理，纳入社区“一站式”服务机构的服务范畴，实现社区“一站式”服务。
七、加强对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领导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将这一事关人口计生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真正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明确责任分工，抓好任务分解，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务必取得实效。要加强和编办、卫生、财政、民政、教育、妇儿等部门的协调，形成合力，齐抓共管。
（十七）切实抓好试点。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机制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统筹兼顾、分类指导，选择不同类型地区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试点地区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扎实推进改革相关工作。
（十八）加强工作指导。要密切关注改革进程，开展经常性的专题调研，及时研究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为全面建立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管理新机制奠定坚实基础。
国家人口计生委
二 ○ ○ 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