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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清真食品管理规定



（2004年 8月 26日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04年 11月30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成都市清真食品管理规定》已由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 2004年 8月26日通过，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04年 11月 30日批准，特此公告。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 12月 6日

第一条 为规范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尊重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障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团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清真食品，是指以清真名义按照回族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生产、经营的食品。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经营者），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市和区（市）县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市和区（市）县工商、卫生、食品、畜牧、质监、物价、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规定。
第五条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除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主要经营管理者中至少有一名是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人员，企业的采购、制作、仓库管理、屠宰等主要岗位的从业人员当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人员，个体工商户的业主是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人员；
（二）用于生产、加工清真食品的原辅料或制成品以及牛、羊等畜禽的屠宰，应符合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三）用于生产、加工、计量、包装、贮存、运输、销售清真食品的用具、器皿、设备等以及生产、经营场地应当保证专用；
（四）在非专营清真食品的区域内，清真食品的摊位、柜台应当与清真禁忌食品或者物品的摊位、柜台保持适当距离或者设置明显有效的隔离设施；
（五）清真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标签、产品说明书和广告宣传等制作的图案、字样、内容应符合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第六条 申请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的组织或个人，应当向市或者区（市）县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清真食品登记。
第七条 申请清真食品登记应当具备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并提供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清真食品登记申请；
（二）工商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复印件，并查验原件；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照片、身份证复印件；
（四）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人员工作岗位及所占比例情况；
（五）清真食品管理制度。
清真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除提供前款所列材料外，还应当提供产品包装、标签、说明书或其式样。
第八条 市或区（市）县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经营者齐备的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发给清真食品登记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九条 经营者依法取得清真食品登记证后，方可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未依法取得清真食品登记证的经营者，不得以清真名义从事生产经营；不得使用有清真字样、都阿或清真寺图案等具有清真食品含义的产品包装、标签、店堂装饰等。
第十条 清真食品登记证由市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制作，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伪造、转让、出租。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在生产、经营场地醒目位置，悬挂或放置清真食品登记证。
第十二条 经营者改变名称、生产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在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三十日内，应当到原清真食品登记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市或区（市）县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变更申请后，应当场办理变更登记，不能当场办理的，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办理变更登记；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经营者被依法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的，由原清真食品登记发证机关注销清真食品登记证。
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关规定的行为，由市或区（市）县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吊销清真食品登记证；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对企业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三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清真食品登记证。
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清真食品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视其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批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病亡补偿费分配方案的顺位思考
　　　　　　　　　　　——重庆市奉节法院判决王绍芳诉曹家同等分配死亡赔偿金纠纷案

　　[裁判要旨]

　　病亡补偿费本质上与死亡赔偿金同义，属于财产性赔偿，并非遗产，故应根据各亲属与死者关系的远近情况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对死者经济依赖程度及其现实生活困难程度，综合平衡，合理确定分配方案。

　　[案情]

　　2009年11月28日，原告王绍芳之夫、曹丞之父、被告曹家同之子曹中平，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图文信息基建工地木工理工作时突发疾病身亡。被告曹家同委派被告曹生斌与原告王绍芳等同去上海与用工方协商，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另领取曹中平生前工资13820元，共78820元，以案外人吴楚仲的户头存入银行70000元，存折曹生斌保管并设置密码，余款用于途中开支。返回后，曹生斌将全部余款交给本村支部书记魏伟处理，曹家同领走45000元，王绍芳领走3700元。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69900元。

　　原告王绍芳的丈夫死后，全家二口人，儿子曹丞现年8岁；被告曹家同现年95岁，共有两儿三女，除长子曹中平病故，余皆成年。

　　[审判]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死者曹中平在务工期间因病死亡，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其内容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赔偿，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不属于遗产，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和重庆市社保机构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通知规定，根据与死者亲属的远近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在其供养亲属范围内合理进行分配。曹丞是死者曹中平的儿子，应计算其相应的赔偿费用；曹家同系死者曹中平的父亲，其作为曹中平生前扶养的人，其生活费应当计算其中；王绍芳是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应对死亡的赔偿款合理分配；死者的父亲年老，儿子年少均是生活的弱者，在分割赔偿款时需要给予照顾；原告王绍芳、曹丞系死者的家庭成员，生活更为紧密，在分割赔偿款时应适当多分。死者生前工资，属于死者遗产，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调整范围。因曹中平死亡所获得的经济补偿款，除去实际开支外，剩余部分在王绍芳、曹丞、曹家同之间合理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并参照重庆市社保机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判决：一，曹中平死亡经济补偿6500元，除去实际开支30120元后下剩34880元，王绍芳、曹丞分得24880元，曹家同分得10000元；二，上列款项中王绍芳、曹丞分得的金额，品除王绍芳已领取的3700元，余款21180元由曹家同直接给付；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幼年丧父，皆为人间悲剧。案件的处理应尽可能平衡各方当事人的情况，尽力减少冲突，避免再次触痛心灵的伤痕。

　　本案是一起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引发亲属间关于病亡补偿费的分配纠纷。当曹生斌接受被告曹家同的委托赶往上海办完死亡补偿事宜返回，将除去开支后的余款交给本村支书魏伟后，经村里处理，对死亡补偿费进行了分配。原告不得已诉至法院，寻求法律救济，以维护其正当合法之权益。主审本案的女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处境深为同情，力主通过思想工作化干戈为玉帛，但由于被告方在子女的支持下坚持村里的分配方案，为防止久拖不决只得下判。该判决说理透彻，分配方案公正合理，以致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表明原告、被告及其子女们内心服判息诉。

　　一、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的经济补偿费性质分析

　　本案中，原告王绍芳的丈夫，被告曹家同的长子曹中平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用工单位补偿给其亲属的经济补偿费65000元，此款属于什么性质，直接关系曹中平亲属间亲等之确定及分配权益之判定。

　　笔者认为，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用人单位作为合法用工主体时，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然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的规定，“视同工伤”，按该法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之规定，其近亲属应享受“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二是用人单位属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因病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由该单位向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三是按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即高法人身损赔规定中雇工损害赔偿关系），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参照雇工损害进行赔偿。

　　具体到本案，突发疾病死亡大多基于自身自然疾病原因，一般不归入侵权损害类赔偿，但曹中平在木工班工作，属农村工匠类技术工种务工人员，且在工作中发病死亡，有可能全系自身疾病原因死亡，也有可能突击加班、疲劳成疾等原因死亡，即不排除用人单位管理不当原因，人民法院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认定因工死亡是可以的，但从经济赔偿费用看，因系双方协商所确定，不一定非按标准计算，亦无可指责。由此而论，本案病亡补偿费的名称并非法律素语，性质与死亡赔偿金相接近。因此，病亡补偿费作为财产性赔偿，属于对受害人造成的收入减少的损失赔偿，是对受害人亲属遭受的间接损害而赔偿之费用，本非遗产性质，但可参照遗产继承的基本原理，在亲等的第一顺序亲属中予以分配，符合立法本意和民间一般认知标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二、同一亲等的近亲属分配病亡补偿费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在农人看来，出外打工的人因自身发病死亡，说不上赔偿，顶多给点经济补助。在笔者看来，打工者虽系自身发病而死亡，但若是在劳动中发病而死，从工伤保险角度“视同工伤”，属于因工死亡。其经济补助可以叫做赔偿，但不同于侵权法语境下的死亡赔偿金，可按照死亡赔偿金的处理原则进行分配。分配时，一般应注意掌握的原则是：第一，近亲属与死者之间的关系的远近情况；第二，近亲属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第三，近亲属对死者的经济依赖程度；第四，近亲属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法律并不主张一概平均分配。

　　本案中，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儿子和父亲同属于我国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亲等的第一顺序近亲属。亲情是一种深度，爱情是一种纯度，用二者分析死者妻子、儿子、父亲三人与死者的关系，从关系的远近情况可以判断出的顺序是：妻子、儿子和父亲。这是因为，有道是“至亲者爹娘、至爱者夫妻”，妻子与丈夫的感情比谁都近，而且丈夫外出打工后，妻子守家耕种田地，养育儿女，其功不亚于出外打工挣钱，因此原告王绍芳当列第一。曹丞作为死者的独子，是死者的一生之希望，其奋斗之一生全在于独子的成长、成人、成家与成业，当列第二。曹家同作为95岁的父亲，虽非死者一个家庭中的生活成员，但却是他的生身父亲，且年高老迈，尽管其膝下有两子三女，但作为长子的曹中平比弟妹应更多些关爱，也是法定的扶养人。从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分析，不言而喻，妻子和儿子作为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其紧密程度更强予独居的父亲。从经济依赖程度分析，依赖性最强者莫过于年仅8岁的儿子，其次是妻子，再其次是父亲。因为，父亲的扶养人有5个，死者属其中之一。从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分析，最困难者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死者之死，致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幼子需要抚养，田地需要耕种，其生活之惨状难以言表。而死者的父亲，已经95岁，余年不多，且生活无忧，与死者妻子、儿子相比较为宽松一些。

　　本案法官正是基于上列情况的分析思考，在死者曹中平的病亡补偿费除去开支尚存34880元的情况，按照上列分配原则，作出重要的两个决断：一是大胆否定村里的分配方案。按照村里的分配方案，作为死者妻子、儿子的原告方仅领取3700元，其余全归作为死者父亲的曹家同所得，基本剥夺了原告的合法分配权益，明显有失公平正义。但判决书只字未提村里分配方案之过错，主要虑及原告致诉之重心及顾及村级工作之积极性，不提及更为有利。二是确定了合理的分配方案，基本实行5、3、2的标准予以分配，即死者之子50%、死者父亲30%、死者妻子20%，判决死亡补偿费之余款34800元，原告母子共分得24880元（接近70%），被告分得10000元（接近30%）。既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精神，又贯彻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取得了化解纠纷，重聚亲情的良好效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