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关于医生未书写门诊病历的举证责任分析

万欣


　　近一段时间以来，笔者接连遇到几起医疗纠纷都涉及到医生是否书写了门诊病历问题，不少判决对此问题的处理均不一致，这也引起了笔者的思考。

　　案例一：患者甲因感不适到某医院就诊。该医院为方便群众就医，已经取消了挂号费，即患者到医院后直接可以到相应医生处就诊。医生对患者甲进行相应检查后，开了化验单。验血结果提示贫血，于是医生又要求患者检查尿常规，以排除肾病，但是患者拒绝。3个月后患者晕倒，经查已为尿毒症。患者诉至法院时主张医生当时并未建议验尿，并拿出一个完全空白的门诊病历本称医院没有书写门诊病历。医院抗辩说已书写门诊病历，并认为根据相关规定，门诊病历本由患方保管，由于患者未提供门诊病历，应推定医疗机构的主张成立。法院最终并没有采纳医院的观点，认定医院没有要求患者进行验尿，最终经鉴定医院被认为存在过错。
　
　　案例2：某患儿因咳嗽、发烧到某妇幼保健院就诊。医院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给予抗感染、退烧治疗。3日后门诊输液过程中，患儿忽然出现大小便失禁、抽搐等症状，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患方在诉讼过程中拿出患儿这两年在妇幼保健院就诊的病历，主张在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治疗过程中医生都没有书写病历。法官认为仅凭一本未书写当日诊疗经过的病历不能证明医生没有书写病历。
　　这两个案例说明目前对于医生是否书写了门诊病历这一争议的举证责任分配有着不同的理解。目前主要有两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其一，有人认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8条第三款“没有在医疗机构建有病历档案的，由患者提供。”之规定，对于门诊病历由患方自行保管的，提交门诊病历的举证责任在患方。如果患方主张医生没有书写门诊病历的，则应由患方进行举证。其二，有人认为，根据一般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争议双方对一个事实是否发生产生争议的时候，应当由主张该事实发生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此类纠纷中，就应当由主张自己书写了门诊病历的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
　　笔者认为，这两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均有不足的地方。如果按照第一类分配方法，对于那些医生确实没有书写病历的情况来说，患方是没有任何办法证明医生没有书写病历这一事实的。总不能要求患者在就诊时就能够预见医生不会书写病历并留取证据吧？因此完全要求患者就医生没有书写门诊病历进行举证显然是不公平的。而第二种分配方法，考虑到可能有一些出于诉讼利益考虑而拒不提交真实门诊病历的患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医院对于自己没有保管的门诊病历承担举证责任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笔者认为，解决此类纠纷时，对于门诊病历由患方自行保管的，首先应当由患方提交相应病历。如果　　患者拒不提供病历或者不能提供病历，则应由患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如果病历内容为空白，患方主张医疗机构未书写病历的，此时举证责任应当转移到医疗机构，由医疗机构举证证明自己书写了门诊病历。例如医疗机构可以以自己的门诊患者登记簿、处方、化验单等证明自己书写的门诊病历的内容，并且以此证明自己书写了门诊病历。因为一般来讲，如果医生书写了患者登记簿的就会书写门诊病历。此时，即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举证规则，确定双方责任，而不应简单地处理。

因此也提示我们广大医务人员，面对门诊患者也不能疏忽大意，同样需要认真书写病历，同时认真做好患者登记簿的书写，以避免产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007-10-29夜）
（《医师报》，2007年11月8日21版）


联系方式：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37号盛福大厦1930室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
010-85276468-632
wanxin@concord-lawyers.com





期货交易的刑事规制(下)

秦德良


第三章 典型期货犯罪个罪分析

期货犯罪同其它金融犯罪一样，其显著的行为样态就是欺诈与诈骗。欺诈与诈骗二者是同义词，“欺诈”强调行为的性质和方式，而不注重结果；“诈骗”虽表明了同样的行为性质和方式，但强调的是行为的结果和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欺诈”的外延要宽泛些，只要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意图使人产生错误认识的行为就够了，他人是否产生错误的认识以及行为人不法所有目的之有无不是“欺诈”所关心的；而“诈骗”的外延要窄得多，不仅强调行为人不法所有的目的，还强调行为造成他人的错误认识，因此，诈骗是欺诈的一种特殊行为的形态，诈骗犯罪是欺诈犯罪的一种特殊化犯罪形态，换言之，欺诈犯罪是诈骗犯罪的属概念[23]，有人由此将金融诈欺（即金融欺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虚假陈述的金融欺诈，第二种是非法占有的金融诈欺[24]，期货犯罪大多属前者。现行期货犯罪体系中的八大期货犯罪从广义角度看可以说都是欺诈性犯罪。这里我主要分析比较典型、纯正的两类期货犯罪。

第一节 期货内幕交易、泄露期货内幕信息罪

一 、期货内幕交易立法起源

期货内幕交易的制定起源于证券内幕交易，其初始状态为法律禁止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和主要股东（拥有公司股票10%以上的大股东，我国为5%），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在其公司任职期间或在其离任后的相当期间内，利用其所获取的商业秘密，从事买卖证券交易。继后，立法例扩大了内幕交易行为人的主体范围，明确规定公司重要职员、董事、监事、经理人、行政负责人等为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而今，立法例不仅还将知情的律师、审计师、代理人、顾问、广告商、印刷商、媒体等定为内幕交易的主体范围，而且模糊了知情人员的涵盖，并以“关联人”包含了所有一切知情人员的范围。由于内幕交易主体可拥有特有的地位及其所了解的商业秘密或信息，并又往往以其掌握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优势进行证券交易，因此，从结果上看，这些人又成了内幕信息交易人员。由此立法例又将禁止重心从内幕交易转至内幕信息交易，从而淡化和模糊了内幕交易与内幕信息交易的界限。[25]

期货内幕交易的定义起源于美国1974年的《期货管理委员会法》，根据该法第9条（d）项规定：期货管理委员会的任何委员或其雇员和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期货、期权等交易；或任何人，当某些实际商品投资事务中利用了非公开信息或当某些投资事务已被期货管理委员会所禁止或某些投资事务已受到期货管理委员会所作出的文件影响时，仍直接或间接参与该投资事务即为期货内幕交易。美证券内幕交易与期货内幕交易在被禁止对象、禁止期间、被禁信息源方面明显不同。美期货内幕交易与期货内幕信息交易制度在获取信息方式，被禁主体，立法倾向，信息来源渠道等方面明显不同，前者主要禁止市场主体，后者是禁止利用信息的行为。1999年美修正《期货交易法》，从三个方面确定内幕交易行为：非法参与内幕交易，非法披露信息和非法利用信息。该修正不仅扩大了内幕交易行为范围，还使得其与内幕信息交易，泄露商业秘密发生竞合，甚至与窃取、欺诈、垄断、滥用职权、不正当竞争、破坏市场秩序等行为发生竞合，从而在结果上形成了一种模糊立法。

我国1999年《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条，第61条，第70条第（十二）、（十三）对期货内幕（信息）交易作了较为详细规定。但与美期货内幕交易相比扩大了内涵，缩小了外延，因该条例将内幕交易行为规定为结合行为，即“知情”“非法获取”“泄露内幕信息”须与“利用内幕信息”结合而成立违法行为。99刑法修正案设定的期货内幕交易、泄露期货内幕信息罪在以该条例为前提法规情况下又有所修正。

二 、内幕交易是否禁止的争论

从美首开禁止证券、期货内幕交易先河后，对是否禁止内幕交易，理论界与实务界多有分歧。主张禁止者有以下观点：①公平说，从公平角度考虑应禁止，这种观点强调防止内幕交易对整体经济秩序的破坏。②资源配置效率说，这种观点旨在消除内幕人员推迟披露重要信息动机，而重要信息的及时披露有助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③财产权利说，内幕信息是上市公司的商业财产，利用内幕信息谋利等于盗用公司资产。主张不禁止者有以下几种观点：①内幕人员报酬说，内幕交易所得是公司内幕人员的适当报酬，可以鼓励他们为公司工作。②减少股价波动说，内幕交易可减少股价波幅，有利于市场稳定。③私合同说，认为当某公司和其股东反对内幕交易，他们可以通过合同来禁止；而不应由法律来普遍禁止。[26][P143-144]

证券、期货禁止内幕交易普遍实践支持了禁止论主张。我国也于1999年正式确立了禁止期货内幕交易的法律制度，并将其进一步犯罪化，设立期货内幕交易、泄露期货内幕信息罪 。

三 、本罪构成要件分析

期货内幕交易、泄露期货内幕信息罪是指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期货内幕消息的人员，在涉及期货交易或其他对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或简单地说，内幕人员或准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泄露该内幕信息，侵犯或威胁投资者利益，扰乱期货市场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是选择性罪名，是典型的行政犯，情节（严重）犯。

（一）客体

本罪客体是期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期货监管机关严禁内幕交易的管理制度，因而是复杂客体，前者为主要客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严重破坏了“三公”原则，使投资者失去了公平交易权，由此而使大部分投资者失去获利机会。过度的内幕交易最终会导致期市失去真正的投资者。

（二）客观方面

本罪客观上表现为内幕人员直接或间接利用内幕信息进行期货交易；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与他人，情节严重。一般以作为方式实施。第一，内幕人员的内幕交易行为事实，该行为事实由“知悉”和“利用”结合而成，简单说，就是内幕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合约买卖的事实。第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准内幕人”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事实，该行为事实由“非法获取”与“利用”结合而成，即通过各种不正当途径、渠道非法取得，包括窃取、骗取等途径，然后予以利用，即从事期货交易。第三，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事实。内幕人员，准内幕人员将处于保密状态的信息提前公开或扩大信息公开范围的均为“泄露”，是一独立的行为事实。第四，情节严重。从结果犯方面看，一般指内幕交易额在20万元以上，非法获得或转嫁风险到达一定数额标准；从行为犯方面看，一般指多次进行内幕交易，多次泄露内幕信息，或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或造成恶劣影响等方面。

（三）主体

一般主体，自然人、单位均可构成。可分为内幕人员，准内幕人员，前者指“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即指由于其管理地位、监督地位或者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获得内幕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包括期货交易所及其理事长，副理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由于任职可获得内幕信息的从业人员，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人员；准内幕人，指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包括上述内幕人员的亲属、朋友、新闻记者、期货行情分析人士、期货投资者，本罪单位主体主要指期货监管机关，期货交易所，会员单位，期货经纪公司、期货投资咨询公司、单位客户等。值得注意的是合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单位与个人只要不是“内幕人员”，不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方面

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一般为直接故意。法律未明确规定获取非法利益为本罪目的，虽然实践中本罪行为主体多有此目的。过失从事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不构成本罪。本罪主观故意内容较复杂亦难以认定。首先，行为人必须认识或应当认识到其所掌握的信息为内幕信息，其次，行为人明知自己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交易，或明知是内幕信息而泄露；最后，从结果犯角度看，行为人是希望其内幕交易行为产生非法获利或转嫁风险的结果；从行为犯角度看，行为人明知其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而希望该行为发生或明知其在泄露内幕信息，而希望或放任自己行为的发生。

四 、本罪未完成形态分析

（一）预备形态

行为主体在拥有内幕信息后，调集资金，作好入市准备，或掌握内幕信息后准备泄漏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