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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

《教育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已经2010年12月13日第28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教育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

一、对下列规章中引用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名称修改或者废止、失效的规定作出修改：

1．将《普及义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办法》（教基〔1994〕19号）第十三条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有关规定”。将第二十四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38条的有关规定”修改为：“国家有关规定”。

2．将《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教基〔1995〕14号）第三十条中“《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3．删除《小学管理规程》（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6号）第十条中“及其实施细则”。

4．将《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教基〔1998〕4号）第二十五条中的“《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改为：“《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

5．将《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工作规程》（教体〔1998〕4号）第二十五条中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修改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6．将《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教育部、卫生部令第14号）第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的“《食品卫生法》”修改为：“《食品安全法》”。

二、对下列规章中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规定作出修改：

7．删除《普及义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办法》（教基〔1994〕19号）第十一条中的“集资办学”。

8．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教外综〔1995〕130号）第十二条第三款。

9．删除《小学管理规程》（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6号）第十二条中的“并可按有关规定收取借读费”。

10．删除《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教育部令第1号）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11．将《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教育部令第8号）第十二条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承担中小学校长培训任务的机构的资质条件予以规范，加强对中小学校长培训机构的监督检查和质量评估。鼓励有条件的综合大学、普通师范院校、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等机构发挥各自优势，以不同形式承担中小学校长培训任务。

12．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2号）第八条修改为：“发生学生伤害事故，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三、因已经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要求或者已经被新的规章所代替，决定对《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管理暂行办法》（（88）教技字21号）、《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教计〔1993〕129号）、《义务教育收费管理暂行规定》（教财〔1996〕10号）、《国家助学贷款管理操作规程（试行）》（教财〔1999〕16号）予以废止。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非理性对现代法治的破坏

2000年12月20日 00:40 郝铁川
　　农业民族生活在经验世界中，较之于商业民族，其生活方式和内容是简单的，简单的生活产生简单的感情，简单的感情产生简单的思维，简单的思维必然导致理性的匮乏。
　　法律体现的是理性，非理性的横行势必阻碍法治目标的实现。
　　第一，非理性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不利于由运动式、革命型的法治向守成式、建设型的法治的转变。
　　群众运动往往是正义性和盲目性同在，本能性和理想性并举，神圣性和非理性共存的社会历史活动。群众运动的动力来自情感燃烧的力量，带有浓厚的非理性特点。在反抗压迫他们的不合理秩序时，有着原始的冲动，能反映现实某些不合理的状况，但如果缺乏理性的支柱，则不能找到这种不合理的根源，不能提出实现社会合理性的正确方向，容易被过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陡然而起，戛然而止，大轰大嗡，盲目激进。
　　中国几千年来停留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非理性思维特点。表现之一便是中国人常常欣赏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式、剧烈革命型的法治。这种法治在破坏一个旧世界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却令人不敢恭维。当年，我们曾不顾宪法规定，在短短三个月内，一下子建立70多万个人民公社，期望拔高公有化的水平；又调动千军万马去大炼钢铁，期望在七八年内赶超英美；还规定家家不准冒烟，都去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期望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但结果怎么样呢？“一枕黄粱再现”。后来的十年“文革”，出发点是所谓“反修防修”，保证新中国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但事与愿违，十年运动变成十年动乱。
　　运动式、革命型的法治在社会形态更替时期是必要的，但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必须向守成式、执政建设型的法治转变。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
　　第二，非理性以情为本，喜欢宣泄感情，将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将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体现的理性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法院的判决书中经常出现“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的语句，“民愤”成了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罪刑法定的现代法治原则变成了罪刑“民愤”定。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固然是最高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意志可以直接表现为法律。相反，它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法定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如果把罪刑法定变成罪刑民愤定，必然带来罪刑擅断主义。因为民愤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常常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文革”期间，“四人帮”正是依照所谓的罪刑民愤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理论，要求“第二武装”（民兵）“要唱政法工作主角”，说什么“民兵办案是政法工作的大方向”；他们在辽宁的亲信推行什么“五群”（群众侦查、群众审讯、群众审判、群众定案、群众执行）经验；“文革”前期，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代表什么群众组织，就可对公民抄家、游斗、通缉、劳改等，合法的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被砸烂，代之以诸如“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
　　第三，非理性喜欢一蹴而就，“过把瘾就死”，而不重视程序、过程，导致程序虚无主义的泛滥。
　　非理性是农业社会生活简单化的反映，因此，农业民族做起事来十分粗糙，说起话来十分简短。有一段相声说道，最能代表农业文化的中原地区的河南人，对话最简单。“谁？”“我。”“咋？”“尿。”四个字就构成了一对夫妇夜间的一组对话。
　　语言过于简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维的幼稚。幼稚的思维势必导致司法活动的简单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认为人人都可以坐堂问案，司法人员无须职业化；二是认为程序可有可无，关键是法官的内心体验、直觉顿悟。
　　非理性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一种可怕的习惯思维，是现代法治的天敌。孔子说“克己复礼”，我们不妨说“克己行法”。